我使劲地记住了1973年前后马克坚帅气的样子：穿着一件永远整洁如新的府绸白衬衣，戴着一顶亚麻遮阳帽，也许还有一副浅茶色的太阳镜，沿刚刚破土动工海埂基地的红土埂子逶迤而行，时时有人来问一些问题，他就耐心地解释，用夹在耳朵上一支红蓝铅笔画出图形，冬季回归的红嘴鸥在岸边盘旋，他会挥挥手，“哟哟嗬”……

当然，我从没看到过这个诗意的情景，但海埂基地所有的老阿姨们总会告诉我很多关于马克坚的细节。那天张玉宁被一帮小姑娘围住签名，张玉宁甩都不甩就走开了，老杨阿姨撇撇嘴说，有多帅个么，马克当年才是真正的帅小伙，爱干净、懂礼貌、又聪明。“马克是个好小伙”，海埂人就这么说。

马克坚是那个时代的帅哥，两鬓修得光光的，指甲铰得干干净净，说话时永远会认真地看着你如昆明三月回暖的风。我不认为说起一个走了的老人年轻时情史有什么不妥，这是他生动的地方，比起后来中国球员的种种绯闻，他和电影明星“金花”的那段爱情成为圈子里一直传说的故事，很上档次，非常美好，虽然没有更长久的结果。

几十年过去了，当年的小马克变成了老马克，但他仍然是帅哥，那种由内而外骨子里透出的帅劲儿。1995年春训，基地领导为放松大家的神经在食堂办了一个交谊舞会，可我们都不大会跳，穿着杂七杂八服装上场，肩膀一耸一耸地，很滑稽。这时，马克坚穿着一身整洁的长袖衬衣、笔挺的西裤进入舞池，他会跳华尔兹，自信而坦然，人们都看花了眼。而且他特别懂礼貌，每回舞毕必欠欠身把人送回到座位。这让老阿姨和小姑娘们都很喜欢他。

记者们也很喜欢他。马克坚是对我有恩的，我人生第一篇外教人物专访就是他帮忙牵线搭桥。那年我才二十刚出头，在一家高档的饭店大堂，紧张得把墨水染了一身，他要来一杯橙汁，说“不要紧的，随便问”，一会儿就带来了当时在中国如日中天的施拉普纳……那篇采访写得很滥，但独家采访到国家队主教练让领导终于首肯我的能力，让我成为专职足球记者，从而开始我一十八年的足记生涯，挣到钱买了房子。每当我经过那家现已很破落的成都饭店时，就会想起是马克坚先生给了我一次重要机会。

我一直认为马克坚先生是足协的异类，是少有的情商很高的人，而中国足球，缺的就是情商。他既有风度又有温度，永远记得对你微笑，尊重你的意见，用合适的语速表达自己的看法，他甚至还记得问你喝不喝水……我曾这样想像，如果拿一个生命探测仪进入足协那幢冰冷的办公楼，可能你只能探测到唯一的生命温度信号，请不要怀疑，那一定是温暖的马克坚先生。

他的智商也很高，能说一口流利的外语，中国职业改革之初21个文件有16个是他起草的，所以他才是真正的“联赛之父”，奠定了中国足球职业化的思路。虽然他也曾支持十二分钟跑，但想想球员们连女垒队员都跑不过，就应该理解他。

晚年的时候马克坚有些懊丧，因为当初选帅二选一时他选了施拉普纳而不是克劳琛，但这不能怪他，时光不可倒流，而且比起杜拉拉说的那些“该做决定时思考，遇到困难时授权”的官僚，他更有勇气。

昨天，王俊生在办公室里叹了一口气：“中国足球害了老马，以老马的聪明不来干中国足球，早就在总局当上副局长了，他有这个才华”。不过我想谢谢老帅哥马克，如果没有他，可能中国足球现在还在搞体工队，还在拒绝使用外国教练，在谢亚龙、阎世铎一意孤行时，听不到一丝冷静的声音，这声音是：千万不要走回头路，那是历史倒退。

我最后一次看见马克坚是前年，广州，他身体很棒状态很好，还拥有那种具有温度的眼神，想不到就走了，昨天我说，不该走的人走了，该走的人还活得挺滋。不过我打消了这个想法，因为我觉得马克坚并没有走，比起那个毫无生气毫无温度的机构，他的温度永远留在那条悠长而晦涩的通道里，成为中国足球还活着的唯一生命体征。

一个穿着白色府绸衬衣、戴着亚麻遮阳帽、发型整齐指甲干净、说话很有条理的帅小伙，在海埂红土路上逶迤而行，夕阳碎金般打在他的脸上，他挥挥手，让红嘴鸥满天飞翔……中国足协最后一个有情商的官员走了，永远的老帅哥，在天堂里一样有型有款。